曾国藩，字伯涵，号涤生，他可谓是晚清最具代表性、同时也最具争议性的人物了。作为清朝臣子，他平定太平天国之乱，整饬地方吏治，而又为朝廷斡旋于西方列强之中，在大清水深火热、内忧外患之时，扶大厦之将倾，挽狂澜于既倒，可谓是为风雨飘摇的大清朝，续上了一口气。可在史书的赫赫丰功下，他也同样背负着诸如刽子手、汉奸、卖国贼的骂名。

梁启超曾说：“曾文正者，岂惟近代，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；岂惟我国，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。”不止梁公，毛泽东与蒋介石亦曾对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。

曾国藩1811年生人，1838年即成功登第，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门生。1849年的曾国藩只有38岁，却已然官至兵部左侍郎，位居二品。1851年洪秀全金田村起义。次年11月，曾国藩受朝廷所托，墨绖从戎，在家乡操办团练，他人生的巅峰也由此展开。这之后自不必说，同起义军鏖战十二年之久后，1864年，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攻破天京，他本人也被封太子太保，世袭一等侯爵。

曾国藩一生中的成功之关键，在于会识人、会用人、善于审时度势，且始终胸怀自己的理想与抱负。他一生的成功，离不开康福在他身边的守护、离不开挚友郭嵩焘、欧阳兆熊等人的指点与帮助、离不开他对塔齐布、罗泽南、江忠源、彭玉麟、杨载福等人的知人善任。塔齐布、江忠源出自曾国藩的举荐，为湘军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，二人也是倾其所有，分别于九江军营和安徽巡抚任上病逝。而杨载福本是洞庭湖上一放排之人，因湖中救人而为曾国藩赏识，从军报国；彭玉麟则是曾国藩听闻他人举荐，亲自前往拜访请他出山。二人也不负所望，为曾国藩筹建了水师，日后立下了赫赫战功。曾国藩本人并不善用兵，曾三败于太平天国的名将翼王石达开，但却能立下旁人之所不及的战功，关键便是将合适的人，用在了对的位置上。同时，曾国藩本人又是一个审时度势、顾全大局之人。纵观其一生，因大局为重而做出的隐忍与退让之事不胜枚举，在长沙为了战局，尽力缓和湘勇与绿营之间的纠纷；为了筹备军饷，不惜名誉为贪官奏请入乡贤祠；平定战乱后，担心朝廷顾忌，第一时间奏请裁撤湘军；之后在直隶的种种经历更是如此。

碍于当时历史因素的限制和思想文化的局限性，曾国藩一生的抱负便是辅佐朝廷，振兴满清，可谓是当时的“救世之道”吧，这也无可厚非。加之天津教案一事使其毕生名节毁于一旦，于是当时不深谙其背后原因的市井之人便生出各种非议，以至于曾国藩本人被扣上了各种帽子。其实依我看来，曾国藩是一个想干大事却也极重名节的人。他曾不止一次因为战事不利而寻短见，也曾在功成之时身退，裁撤湘军。身处直隶之时，他又何尝不想将列强赶出国门呢？只可惜清政府积贫积弱久矣，事不可一蹴而就。因此他兴办洋务，奋发图强，在他之后，李鸿章也接过了他的担子。

历史留下来的关于他的种种非议，有些也并不无道理。比如他在平叛的过程中，突出一条便是“乱世须用重典”，宁可失之于严，不可失之于宽。对于当时的各种会众和游匪等各类违法之徒都严加惩办，以至于有些不分青红皂白。当地奸商欺压百姓，坑害市民，百姓食不果腹，有人打抱不平而开仓放粮，却因被怀疑为会众而一并被杀头。这也给他留下了“曾剃头”的恶名。这是他的霹雳手段，也正是这种果决的魄力，使得他能够担当大任；但这种干练的另一面，却也暴露出他人性的缺陷之处。而毕竟人无完人，很多时候身临其境，也未必会有更好的选择吧。

纵观历史长河，他是众多渺小的尘沙之一，可不妨碍他作为一位伟大的人而被历史铭记。他是一个为了人民、为了国家，想做事、能做事、能成事的人。可由于社会环境的制约和历史前进之必然性，注定了他的理想有些是无法实现的。但这一切，无碍于他作为一名伟大的政治家、理学家和教育家被定义、被铭记。其为子女留下的家书也具有很多值得学习、借鉴与思考之处。

历史总是在向前进。

斯人已往，往者不谏。

以史为鉴，来者可追。

（文/杜宇萌）